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的争论，在党内也有了严重的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犯过严重的“左”倾错误的一些同志，以王明（陈绍禹）同志为代表，这时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上来批评和反对党的路线，并且违反党的纪律，在他们所负责的工作中擅自执行了他们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看到了共产党及其军事力量的暂时的弱小和国民党的表面上的强大，就错误地断定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依靠国民党，而且必然是国民党的胜利而不能是人民的胜利，断定国民党可以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者，而否认共产党可以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者。他们低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而幻想倚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他们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群众。他们抹煞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⑹⑺）战争中的原则分歧，要求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实行让步，主张共产党人的行动一切经过国民党政府，八路军新四军完全统一于国民党军队，实行“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他们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否认“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革命方针。他们反对放手发动群众斗争，反对在日本占领地区放手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武装，他们害怕这样就要从抗日阵线中“吓跑”了蒋介石国民党，而主张把自己的行动限制在国民党蒋介石所允许的范围以内，去迁就国民党蒋介石。他们不经中央同意擅自发表了很多表示错误意见的宣言、决议和文章，拒绝中央正确的指示。他们这种错误思想和行动，在一九三八年由王明同志在武汉负责的活动中，和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以前项英同志在新四军的工作中，曾经发生影响，因而妨碍了当时长江流域人民抗日战争的发展，并在皖南事变中造成了新四军部队的失败。很明显，右倾分子的意见是适合于蒋介石的利益而危害无产阶级和抗日人民的利益的。这是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陈独秀右倾主义在新的情况下的复活。毛泽东同志和这种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而使这种错误思想在没有发生更大危害的时候就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克服。

　　为了彻底澄清党内外关于抗日战争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写了《论持久战》一书。毛泽东同志在这部著作中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和日本的政治军事情况，指出了战争的必胜前途，但战争必然是持久战，而不能速胜，中国必须依靠人民战争的方针才能取胜。

　　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延安举行了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对于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线。全会批判了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迁就主义的错误，决定了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而批判了那种希望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寄托于国民党军队、幻想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合法运动的错误思想。

　　抗日战争的实际发展，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正确。蒋介石的军队在抗日战争初期虽然曾经抵抗过日军，但是因为蒋介石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错误，军队迅速溃败，到了一九三八年十月，就不能不退出广州和武汉。蒋介石从此把军队的主力集中在以重庆和西安为中心的中国西南部和西北部，避免和日军作战。而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地却相继武装了广大的人民，发展了强大的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民主根据地。到了一九四○年抗日战争三周年时，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队已由三年前的四万多人发展到近五十万人，抗击了在华日军的半数，在三年作战中收复了县城一百五十座，毙伤俘日军和伪军四十万人。解放区和游击区人口发展到近一万万。共产党员，也由三年前的四万人发展到八十万人。从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一线直到广东和海南岛，都有了共产党员所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抗日战争成为真正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了。

　　敌后游击战争的巨大发展，使日本侵略者在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就陷入了战争的相持阶段，不能再向前进了，因为他们的后方暴露在强大游击队的攻击之下，他们不得不回头来攻击在他们后方的游击队。日本决定把主要的压力放在敌后战场，对正面停止战略性的进攻，而实行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政治诱降。在此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领导全国人民与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趋势作斗争。蒋介石的投降危险，在一九三九年九月法西斯德国与英法间战争爆发时，达到了顶点。英美在这时更希望赶快牺牲中国来求得和日本妥协，使日本不和希特勒一起来反对英美，而为了使中国投降，就不能不加紧反对坚持抗日战争的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九三九年底到一九四○年初，蒋介石国民党就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反动军队向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侵占五个县城，在山西西部进攻共产党员所领导的抗日决死队，在山西东南部进攻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受着日本和国民党夹击的八路军，坚决地击退了国民党的进攻。

　　严重的斗争放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前面。很明显，在日本侵略下的中国，谁能够赢得抗日的胜利，谁就能够赢得全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既然证明了自己是抗日战争的真正的领导者，就必须同时向全国人民说明自己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的全部见解，以便彻底剥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一切追随者的精神武装，而给与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革命人民以充分的精神武装。这个任务，由毛泽东同志一九四○年一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担负起来了。《新民主主义论》从中国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出发，说明了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属于中国工人阶级；说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说明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必须采取既区别于资本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极大地帮助了党内的思想统一和全国革命人民的思想统一，极大地帮助了全国人民解放区的政策的统一，因而极大地加强了中国革命。

　　为了继续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在克服了右倾的偏向以后，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纠正在反对国民党对共产党和人民的进攻中所开始发生的某些“左”倾。党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民族敌人深入国土，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在国民党不投降日军的条件下，保持与国民党不破裂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与国民党的斗争必须以不破裂为限度。对于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更需要注意团结。因此，党规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和在统一战线内部反摩擦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的指导原则，并且在所有解放区政权中实行了“三三制”，即共产党员（代表工人阶级和贫农）、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各占三分之一的制度。

　　蒋介石为了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又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强令原在安徽南部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的一支万余人部队北渡长江，在一月七日以八万余人在中途加以包围袭击。新四军的部队损失惨重，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牺牲。蒋介石在阴谋实现后，随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并下令向新四军其他部队进攻。这个事变被称为“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严厉地驳斥了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的“命令”，有准备地粉碎了国民党的进攻，并且使新四军的主力比事变以前更为巩固，在华东地区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这次事变前后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巨大努力，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并没有孤立共产党，反而惊醒了和教育了许多对蒋介石抱有幻想的人们，因而孤立了蒋介石自己。

　　但是皖南事变还是中国人民的困难的开始。从一九四一年初，日本就已经把在中国的侵略军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集中到敌后解放区战场上来，并且对解放区加紧了大规模的“扫荡”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的毁灭。留在敌后的国民党军，大部分投降了敌人成为伪军，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日寇指挥下担任向解放区进攻。蒋介石曾经密令他自己很多的军队投降日寇，然后在日寇指挥之下去进攻八路军和新四军。一九四一年七月，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向英美进攻；法西斯阵线在战争初期的进展，更加鼓励了国民党反动派投敌、通敌、包围解放区、反共、反人民的黑暗潮流。国民党反动派在此时用了一切的手段来削弱共产党和人民的力量。在此种情形下，解放区的面积、人口、军队，都缩小了，解放区的财政发生了很大的困难。党不得不用更艰苦的努力来战胜这些困难。党领导解放区的机关学校和部队一律实行生产自给，精兵简政，借以减轻人民负担，并且着重领导人民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救济灾害。与发展生产的运动同时，党又领导农民实行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为了在新条件下反对敌人，解放区大大地发展了民兵。解放区军民除了实行反“扫荡”的斗争以外，又派出武装工作队远出“敌后之敌后”，为恢复和扩大解放区而斗争。由于这些努力，一切困难都克服了，解放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并且从一九四三年起又逐步地扩大了。

　　党抓紧了这个局势较少变化的时期进行了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在战争和革命猛烈发展或迅速变化的时期曾经是难于大规模进行的。党采取了整风运动的方法，领导全党的干部和党员来认识和克服广泛存在于党内的伪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特别是主观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的倾向，和这两种倾向表现的形式——党八股。毛泽东同志的演说《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刘少奇同志的演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在这个学习运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这个学习运动，扫除了一九三一年以来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恶劣影响，帮助了大量的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党员脱离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而取得无产阶级的立场，因而使党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并且使整个党空前地团结起来了。

　　与共产党在艰苦奋斗中前进的同时，国民党的统治一天一天地走到了腐败的极点。国民党的首脑人员利用政治地位，并且特别利用抗日战争，通货膨胀等，集中了大量的财富，控制着中国的金融、商业、工业和农业，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迅速地发展了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为首脑的封建的、买办的、军事的垄断资本，即“官僚资本”。国民党的这种“官僚资本”，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都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因为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没有抗日的政治自由，以至民怨沸腾，民变蜂起。不顾自己的腐败和孤立，蒋介石在一九四三年六月仍然调动军队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发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机警的处置之下，击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粉碎了这一次反共高潮。显然，这时蒋介石还以为他的留在战争后方的数百万军队是他的靠山，他还不知道他的反动政策早已腐化了他的军队；这个真相，在一九四四年日本的新进攻中就表现无余了。

　　一九四四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一年，是希特勒匪帮在英勇的苏联军的进攻下灭亡的一年，同时却是国民党军队在日本新进攻下再一次大溃败的一年。日本在太平洋的地位已经愈来愈困难了，它急需把从北京到广州和南宁的铁路线打通，因此在一九四四年三月发起了对于正面战场的新进攻。因为国民党军队望风溃逃，日寇在八个月中，迅速占领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的大部和贵州的一部，人民损失惨重。在以苏联为中坚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和中国人民解放区战场的胜利发展的鼓舞之下，全国人民对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再不能忍受了，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斗争和民主党派的活动活跃起来了。要求改组国民党政府为民主联合政府，成为爱国人民的一致呼声。

　　但是中国人民的民主斗争遇到了新的外国干涉。为人民所痛恨的摇摇欲坠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却受到了已经在太平洋上得到优势的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一九四四年九月，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同志在重庆国民党召集的国民参政会上，要求立即召开紧急国事会议，废止国民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代表的暗中支持下，顽固地拒绝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要求。美国帝国主义在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以前是力图牺牲中国而与日本妥协的，现在却利用抗日战争把自己的势力进一步伸入中国，企图在战争结束以后代替日本独占中国的市场，并使中国变为美国殖民地，因此它就积极努力于维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美帝国主义一方面派了大批军官来训练和武装蒋介石的军队，派了大批专家渗入蒋介石的政府，另一方面，却装出公正的面孔来“调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但是美国政府就很快就暴露出它与蒋介石立场的一致。美国代表和蒋介石都企图用“邀请”某些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政府的方法，来“完成”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和“民主化”，来取消改组国民党政府为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并企图用这个诡计来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拒绝美国和蒋介石的这个恶毒的提议以后，蒋介石竟要求组织一个由美国人参加的三人委员会来“整编”解放区的军队；而美国代表赫尔利，则威胁地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式代表五百四十四人，候补代表二百零八人，代表着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大会听了并且一致地通过了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和朱德同志《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听了刘少奇同志《论党》的组织报告，并通过了新的党章。大会选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

　　在第七次大会上，中国共产党表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这个团结一致，是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以来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所形成的；一九四二年全党的整风运动，在第七次大会之前在党的干部中关于党的历史经验的讨论，六届七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大大地帮助了全党的思想的统一。第七次大会一致地通过了党的总纲，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第七次大会分析了当前的世界形势和国内形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斗争。为着迎接全国的胜利，大会特别要求全党及时地注意加强在城市中首先是在工人阶级中的工作。大会指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已经在战争中建立了十九个解放区，共有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有九十一万人民解放军（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军）和二百二十万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并且从一九四四年以来已经转入局部的反攻。从一九三七年九月至一九四五年三月，人民解放军对敌战斗大小十一万五千余次，击毙和杀伤日伪军九十六万名，俘虏日伪军二十八万名，迫使日伪军投诚和反正十万名。全国大多数中心城市、交通线和海岸线，都处在人民解放军的包围或控制之下。依靠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依靠全国人民的团结，抗日战争和民主事业的胜利是有保证的。但是由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存在，大会同时要求全国人民严重警惕新的全国性内战的危险和帝国主义干涉的危险。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以后，人民解放军对于日本侵略者的反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使中国抗日战争立即进入最后阶段。苏联军迅速歼灭了日寇的关东军而解放了东北。人民解放军积极消灭日伪军，解放了日伪军所占领的大量的中小城市。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蒋介石却命令在中国的日军和伪军继续“维持地方秩序”，并且继续抵抗包围着日军的人民解放军，以待远在后方的国民党军队前往受降。美国的军队和空军、海军，这时用各种方法把国民党军运往日伪军所占领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去“接收”。在美军、日本侵略军、伪军的共同合作之下，蒋介石从新取得了在全国的“优势”。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经验，是一个落后的大国反对帝国主义强国侵略的经验，又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至一部分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相联合而共同反对侵略的经验。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了这种复杂的形势，并且正确地利用了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六年的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政治经验和军事经验，因而采取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及时地纠正了党内的偏向，打退了国内的反动派，赢得了伟大的胜利，为后来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中国的抗日战争证明：在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的团结奋斗，依靠人民统一战线和人民战争，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可以打败的。这对于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殖民地人民都是一个极端重要的真理。抗日战争又证明：英美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是始终抱着敌视态度的，只有苏联，才是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忠实援助者。苏联的援助，对于全世界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具有决定的意义。这对于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殖民地人民，同样是一个极端重要的真理。

　　　四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经济恢

　　　复时期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中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日时期就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企图削弱共产党的力量，保存和聚积自己的力量，以便在依靠苏联和英美和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打败日本以后，坐收渔人之利，然后举行反共战争，消灭共产党，建立它在全国的黑暗的独裁统治。为了这个目的，国民党反动派把外国援助国民党抗日的武器都保存下来，作为反共之用。因此，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内战危机就立即威胁着全国人民。美帝国主义在日本投降后，则企图代替日本在中国的地位，控制中国广大的市场，使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为了这个目的，美国就要援助国民党去消灭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美国实现这个目的的最大阻碍。国民党也要依赖美国的援助才能进行反共内战。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就在这样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勾结起来，积极地准备着发动对于人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他们认为：依靠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和装备上对于人民解放军所占的优势，依靠国民党统治区在人口和资源上对于解放区所占的优势，依靠美国政府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支援，他们是可以达到这个凶恶的和可耻的目的的。

　　反人民战争对于大资产阶级即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集团是有利可图的事业。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在日本投降以后，已经利用“接收”的名义实行了空前的吞并掠夺，而利用战争的理由所实行的通货膨胀和各种税收、公债、经济统制，更使他们可以大规模地搜刮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血汗，以至他们的财富迅速积累到二百万万美元之多。

　　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政策，已使自己与全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变得极端尖锐了。经历了多年战争的全国各阶级人民，普遍地要求和平，借以恢复受了严重破坏的生产。人民要求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实现民族的独立和政治的民主。农民要求得到土地。但是国民党不但不给他们这一切，反而决定把他们再投入内战和破产的深渊。国民党为了得到美国援助而给予美国种种特权，使国民党统治区的民族工商业受到了美国资本和国民党官僚资本双重压迫，纷纷倒闭，工人大批失业。美国驻中国的军队和其他各种人员，给中国人民以各种侮辱损害。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继续用恐怖的方法迫害人民和民主人士。国民党政府在国民党统治区给农民的是强暴的征兵、征粮，在解放区是组织地主夺取农民所已经得到的土地。

　　国民党反动派所决定发动的内战虽然不可避免，国民党反动派在人民中间虽然如此孤立，但是要求和平的人民在内战没有全面爆发以前，仍然希望用一切代价来取得和平，而不希望与国民党破裂。在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党派中间，还存在着对于国民党和美国的幻想，还存在着追求国民党共产党以外的“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的内战阴谋，是早已洞悉的，并在思想上组织上都作了充分的准备。但是为了最后挽救和平，并且为了充分地教育人民，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仍然用了极大的努力和忍耐心来领导全国人民寻求避免战争、实现和平团结的道路。

　　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中共中央就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发表《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表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和平民主团结的愿望。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毛泽东同志在八月二十八日亲到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举行了一个多月的谈判，最后在十月十日公布了谈判的结果，其中包括许多关于保障国内和平办法的协议。中国共产党是准备忠实地实行自己所同意的协议的，并且已经着手付之实施了，但是在蒋介石方面，却只把这些协议看作是掩护发动战争的手腕。蒋介石以为在协议成立后，共产党的警戒必然松懈，乘机袭击，必然要获得很大的胜利。所以在协议公布后，蒋介石立即发动了对解放区的进攻。但是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警惕，蒋介石的军事进攻被粉碎了。

　　但是战争还没有就此全面爆发。由于蒋介石的躲避抗日的军队还在西南和西北的远后方，一直在抗日最前线的人民解放军却在华北华东和东北，这种情况，使蒋介石及其美国主人暂时还不利于进行全面的内战。在当时，他们还需要迅速地去接收敌占城市和交通线，还要把数百万军队运到发动内战的前线上来，而这些事蒋介石单靠自己是办不到的。为了办到这些事，美帝国主义给了蒋介石最大的帮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接受日本投降，阻止解放军去接受投降，并将日军的全部武器交给蒋介石，又用空军和海军运输了蒋介石上百万的军队到解放区的周围，以便发动对于解放区的进攻。为了办好这些事，他们需要时间。为了争取这段时间，蒋介石就被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要求，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宣布了停战协议，并随即召集了包括各党派的政治协商会议。美国政府这时在口头上也主张停战。美国曾签字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公报，这个公报表示希望中国保持和平并保证不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政府派了马歇尔代替赫尔利来继续“调处”中国的内战。但是在事实上，马歇尔的任务却只是帮助蒋介石加速战争的准备。在一切准备好了之后，蒋介石首先进攻在日本投降前后进入东北的人民解放军，占领了东北解放区的长春吉林一线以南至安东、以西至承德的广大地区。随后，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蒋介石就彻底撕毁了停战令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指挥他的全部兵力，发起了对于人民解放区的全面的进攻，连续占领了解放区的许多城市和广大乡村。

　　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期间对于全国人民进行了极广大而有效的教育，使全国人民逐步从和平幻想中清醒过来，从对蒋介石和美国政府的幻想中清醒过来，而觉悟到为要实现和平、民主、独立，为要得到生存，就不能不打倒蒋介石，就不能不驱逐美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在一方面在政治上充分地孤立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在另一方面领导了人民解放军以严重的努力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中国共产党认为：蒋介石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而且是能够打败的。这是因为，敌人军事力量的优势，以及美国的援助，都只能起暂时的作用；而战争的正义性或反正义性，人民群众的向背，这才能起经常的作用；而在这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内和平的正确的努力，优势是确定地属于人民解放军的。

　　为着打败蒋介石的进攻，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方面规定了坚决的方针，即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城市或地方为主要目标；而为了歼灭敌人，就必须每一战役都有准备，都有把握，都集中超过敌人数倍的绝对优势兵力去包围敌人，全部歼灭敌人，避免无准备无把握的作战。在这个方针之下，人民解放军虽然在战争初期退出了许多城市和地方，却歼灭了大量的国民党军，平均约每月歼灭国民党军八个旅师，以缴获国民党军的装备武装了自己，并以俘虏来的士兵加以改造，补充了自己。这样，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在遭受了八个月的巨大兵力损失以后，即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以后，就不得不把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变为在两个地区的“重点进攻”，即以山东和陕北两翼为其进攻的重点。但是人民解放军又以严重的作战，粉碎了蒋介石对山东和陕北的“重点进攻”，同时在东北、晋察冀、晋冀鲁豫各区陆续转入了反攻。因此，到了一九四七年七月，人民解放军便能够在晋冀鲁豫战场首先转入了进攻，进兵黄河以南直至长江北岸。接着，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和其他战场上也发起了巨大的攻势作战，根本改变了各战场的形势。因此，蒋介石的进攻，只经过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就被完全打破了。

　　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曾经被战争初期所得的表面的胜利冲昏头脑，拒绝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一切和平建议，结果使自己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走上了死路。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国民党军占领了当时华北解放区主要城市张家口。同日下午，蒋介石就违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下令召开分裂的独裁的伪“国民大会”。十一月十五日，这个伪“国民大会”在美国特使马歇尔、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之下开幕了，通过了伪“宪法”。但是事实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的预言，蒋介石的这个步骤只是“把一条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在人民中间没有得到任何支持。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反动派迫令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人员撤返延安，随即派军队进攻，占领延安。从此，消灭了任何和平解决的希望。但是这一切都只是使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把同情和希望集中到中国共产党方面来。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第三条道路”的宣传，也随之而破产。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等民主党派和广大的社会人士，都拒绝与国民党反动派合作，拒绝参加伪国民大会和反动政府。在一九四六年底一九四七年初，全国学生举行了反对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暴行的示威运动，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全国学生又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的示威运动。各地工人农民，也进行了许多斗争反对国民党。这些都说明了美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完全孤立，而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统一战线，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扩大和巩固了。中国人民在全国的胜利，无论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条件，都已经成熟了。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打倒蒋介石，建设新中国。为了满足农民长久以来的土地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同一天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宣布废除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土地改革使解放区农民充分地发动起来了，解放区的地主阶级被消灭了，从而极大地巩固了解放区，援助了人民解放战争。同时，为着贯彻土地改革，加强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加强农村的民主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全党的整党运动，以提高人民解放军的阶级觉悟，克服农村党内的成份不纯和作风不纯的现象。为了准备新的胜利，中共中央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在陕北举行了会议，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经达到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点也就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对于党在战争转入进攻的时候所需要解决的军事问题，土地问题，经济问题，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同志都作了深刻的说明。鉴于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曾经发生破坏工商业的偏向，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曾经着重地从新解释了党在经济方面的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并且严格地批判了党内一部分工作人员对中小资产阶级经济成份采取过左政策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指出：由没收官僚资本而形成的巨大的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经济，将在人民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具有严重的决定意义和伟大的领导作用，因此，中小资产阶级经济成份的存在，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并不可怕的。由于这次会议以及在这个期间党所进行的各项工作，党为了领导人民夺取全国的胜利，在主观上的准备也成熟了。

　　战争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的进展极为迅速。在一九四八年，人民解放军已经充分学会了攻城战术，连续攻克了大批国民党“重点设防”的城市。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二日的辽沈战役胜利后，整个东北已获得了解放。这一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四十七万二千人，从而使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也超过了国民党军。接着，在南线，由十一月七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在徐州附近进行的淮海战役，又消灭了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五千余人，使国民党反动派丧失了主要的军事力量，并使南京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进攻的面前。差不多在同一期间，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五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人民解放军又在北线举行了解放天津、北京的战役，攻克了张家口和天津，使北京得到了和平解放，并使国民党军损失了五十二万一千人。这样，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就在基本上完成了解放。

　　一九四九年三月，党召集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了党对夺取全国胜利以及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基本政策。

　　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前夜，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从一九二七年以来，党的基本工作是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以便最后取得城市；现在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党的工作重心应当移到城市，由城市来领导乡村。这次会议又指出：党在城市中的工作，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并将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作为中心任务。这次会议曾经详细地讨论了中国经济各种成份的状况和党所应当采取的正确政策，这个讨论，后来构成了“共同纲领”中的经济政策的基础。

　　这时，在国民党反动派方面，由于美帝国主义的授意，蒋介石假装下野，由李宗仁代替蒋介石出来要求“和平”。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拒绝这个和平的要求，而且经过与国民党代表谈判以后，起草好了一个和平协定的草案。但是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却拒绝签订和平协定，因而揭穿了它的假面具。

　　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和西北进军，解放全中国一切尚未解放的地方。人民解放军在四月二十三日解放南京，接着在一九四九年内先后解放了太原、杭州、汉口、西安、上海、兰州、广州、贵阳、桂林、重庆、成都等各大城市和广大地区，并用和平办法解放了湖南、新疆、西康、云南等地。一九五○年四月和五月，人民解放军渡海解放了海南岛和舟山群岛。在南方和西南各省，在一九五○年剿灭了国民党所留下的一百六十万土匪。一九五○年十一月，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向西藏进军。一九五一年五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经过谈判，成立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样，除台湾还被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和美国侵略者盘据外，全国都解放了。

　　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五○年六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消灭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共八百零七万多人，缴获各种炮五万四千四百多门，各种机枪三十一万九千九百多挺，坦克和装甲车一千多辆，汽车二万多辆，以及其他大量的武器和装备。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是由中国各民族代表、各民主党派代表、各人民团体代表、各区域代表、各部队代表和特别邀请的民主人士共六百六十二人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选举产生出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九月三十日举行第一届全体会议。在这个会议上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五十六人，决定了以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光荣地总结了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奋斗，特别是中国人民二十八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中国革命已经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全国的情况，与《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发表的时期已经完全不同。需要在人民民主革命已经胜利的条件下说明这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国家呢？在这个国家中的各个阶级以及各种经济成份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如何呢？这个国家的前途如何呢？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的论文《论人民民主专政》，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作了完满的答复。

　　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同志解释这个公式的意义说：“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给予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同志反复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必然要学习苏联的榜样，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且现在就必须坚决地站在苏联一边，站在社会主义一边。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现在的历史时期中仍然允许民族资产阶级存在。这是中国的人民民主和东南欧国家的人民民主的区别，这个区别是由不同的历史条件产生的。毛泽东同志写道：“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我们还有帝国主义站在旁边，这个敌人是很凶恶的。中国要实现经济上的真正的独立，还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只有中国的工业发展了，中国在经济上不倚赖外国了，才有全部的真正的独立。中国的现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上的比重是很小的。现在还没有可靠的数目字，根据某些材料来估计，现代工业不过只占全国国民经济总生产量的百分之十左右。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节制资本主义的过程，是一个与民族资产阶级有联合有斗争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说：“其他的剥削阶级已经打倒了，剩下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们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人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观点，在《共同纲领》里面都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了。《共同纲领》的总纲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共同纲领》有系统地规定了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目前时期对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外交各方面的基本政策。这些政策，就是中国共产党在目前时期的基本政策。《共同纲领》关于经济政策特别作了详细的解说。《共同纲领》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样，在《共同纲领》里，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工人阶级所掌握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经济在经济上的领导地位，都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而这种领导，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保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欢呼。中国人民最忠实的国际友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二日就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波兰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缅甸联邦、印度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丹麦王国、瑞典王国、瑞士联邦、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芬兰共和国、巴基斯坦等国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继建立了外交关系。英国、锡兰、挪威、以色列、阿富汗、荷兰等国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决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营方面，并且努力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在毛泽东主席和斯大林大元帅的直接参加之下，中苏两国由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和维辛斯基外长在莫斯科签订了有历史意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两国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两国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这些条约和协定，大大地加强了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大大地帮助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建设事业。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立即进行巨大的工作来恢复和改造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以及战争和灾荒所重重损害的经济。中央人民政府在没收了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以后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经济，在全国的经济生活中迅速发挥了伟大的力量。依靠国家经济的支持，中央人民政府迅速有效地统一了和平衡了国家的财政，终止了十二年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并且有系统地进行了恢复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交通事业和贸易事业的巨大工作。为了开辟市场和积累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把经济工作的重点首先放在发展农业、轻工业和国内贸易上面，同时着手建立少数最切要的国防工业和动力工业。由于国家经济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并具有高度的集中性，私人资本主义的工业和商业正在逐步地被引向服从国家经济领导的轨道，为国家经济服务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正在逐步发展。而工商业的这种适合国家需要的改组或调整，乃是准备有计划的工业建设所必要的。

　　中央人民政府认定在全国施行土地改革，是改善全部经济状况、准备工业建设的主要条件之一。中央人民政府在一九五○年六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并且在一九五○年冬天到一九五一年春天，领导了新解放区的农民，完成了在一亿三千万人口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由于战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对待富农土地的问题上改变了一九四七年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中的规定，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即仅在特定条件下征收富农出租的土地，对富农其余土地一律不动。这个新的政策，对于中农的生产积极性是一项重要的保障。目前全国土地改革工作，连老解放区在内，已在二亿九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其余的地区也将在一两年内完成。土地改革工作，以及同时在全国进行的人民代表会议政权的建设工作，和由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工作，极大地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是不可能进行的。

　　中国共产党注意到党的巩固在目前和将来的一切革命事业中的决定意义。党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年份有了迅速的扩大。中国共产党现在有党员五百八十万人。党决定在老区农村中一般地停止接收党员，而着重吸收产业工人入党。党决定在党员中认真地进行有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使每个党员彻底了解依靠工人阶级的必要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并且按照严格的标准对党的组织作一次认真的整理。

　　中国人民在着手重建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帝国主义新侵略的威胁。不甘心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失败的美帝国主义者，果然在一九五○年六月，在武装干涉朝鲜的同时，公然霸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省。美国对于台湾的掠夺，事实上只是美国政府对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长期武装干涉的继续，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干涉的开端。美国的掠夺台湾，证明了美国对我国友好邻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所发起的狂暴的武装干涉，乃是对我国的总的侵略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干涉者所以要支持“朝鲜的蒋介石”——李承晚傀儡集团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攻，原来就是为着模仿日本侵略者的老办法，先占领朝鲜，同时夺取台湾，而后占领东北。一九五○年十月，美国侵略军占领平壤，随即以大量陆军向北汹涌前进，直至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边和图们江附近，严重威胁我国东北国境的安全。美国空军连续轰炸扫射我国东北边境的城市农村，使我国同胞生命财产不断遭受损失。全国人民忍无可忍，纷纷要求以志愿行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宣言，支持人民群众的这种爱国要求。这样，中国人民就以无比的热情，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的正义斗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一九五○年十月下旬在朝鲜前线开始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的结果，迅速转变了朝鲜人民反侵略战争所曾一度遭遇的危险局势，从朝鲜北部打退了美国侵略军的疯狂进攻，并给美国侵略军和李承晚伪军以严重损失。从那时到现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在一起，已经进行过五次战役，歼灭侵略军十九万三千余名，包括美国侵略军八万九千多人。遭受痛击的侵略军已被驱逐到朝鲜中部北纬三十八度线附近，侵略军总司令著名美国战争贩子麦克阿瑟也因屡次战败在一九五一年四月被撤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不顾侵略军的疯狂轰炸破坏所造成的种种困难，英勇地帮助朝鲜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引起了全中国、全朝鲜和全世界人民的欢呼，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空前未有的爱国主义的高涨。中国的爱国人民，深信援助朝鲜、收复台湾、巩固国防的事业，不但是我国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事业的重要保障，而且是世界和平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反对蒋介石的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得到胜利一样，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也一定要得到胜利。

　　五　三十年的基本总结

　　如上所述，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三十年，乃是光荣的、伟大的三十年。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向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英勇奋斗，通过许多艰难曲折，克服自己队伍中的各种机会主义倾向和各种错误缺点，终于战胜敌人而取得胜利的三十年。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为要战胜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建立独立的人民民主国家，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没有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有纪律的，有马、恩、列、斯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布尔塞维克式的党来担任领导，就是不可能的。在中国共产党以前，中国曾经有过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企图领导中国革命，并曾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是他们都在敌人的不同方法的进攻下面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所遇到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进攻，比中国人民在历史上所遇到的任何敌人的进攻更要凶恶严重得多，但是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人民达到胜利，这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以苏联共产党（布尔塞维克）为模范而建立起来的新式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

　　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作风，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与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和自我批评的作风。由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党才能有效地和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偏向，找到并且确立战胜强大敌人和建设新国家的正确道路。由于与人民群众有紧密的联系，党才能领导人民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创造人民的军队和人民的政权，依靠人民群众的无限力量来战胜曾经显然占优势的敌人。由于自我批评，党才能在历次的失败和错误中吸取教训，求得进步，并经常保持和改善与群众的联系。具有这种作风的党，乃是领导中国革命直至最后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证明，党的正确的领导，首先决定于对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为要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达到胜利，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是不可能的。

　　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在回顾和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历史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写道：

　　“第一阶段是幼年的党。在这个阶段的初期与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员群众与党的干部的革命积极性是非常之高的，因此获得了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然而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中国革命的历史知识与社会知识都不懂得或不丰富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间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因此，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成份，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在这一阶段的紧要关头中，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而使革命遭受了失败。在这一阶段中，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党的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巩固起来。新党员非常之多，但是没有给与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经验也不少，但是不能够很好的总结起来。党内混入了大批的投机分子，但是没有清洗出去。敌人与同盟者都在阴谋暗害我们的党，但是没有警觉性。党内涌出了很多的活动分子，但是没有来得及造成党的中坚骨干。党的手里有了一批革命武装，但是不能掌握住。所有这些情形，都是由于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而来的。这就是党的建设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即十年内战的阶段。由于有了第一阶段的经验，由于对于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中国的历史知识与社会知识的进一步的了解，由于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间有了进一步的联系，就使得我们党能够进行了胜利的十年红军战争。资产阶级虽然叛变了，但是党能够紧紧地依靠着农民。党的组织不但重新发展了，而且得到了巩固。敌人虽然天天在暗害我们的党，但是党驱逐了暗害分子，党内不但重新涌出了大批的干部，而且使这些干部变成了党的中心骨干。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所有这些，都是党的重大进步与重大成功。然而，一部分党员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中国的历史知识与社会知识太缺乏，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间，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因此，就使党的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没有能够在这一整个阶段的一切时间中都完全的掌握住正确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党与革命在一个时间中是遭受过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而在另一个时间中，又遭受过革命战争中的左倾机会主义与白区工作中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然而这一切，是在党的遵义会议中所战胜了。及至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遵义开会）以后，党就彻底地走上了布尔塞维克的道路，奠定了后来战胜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这就是党的发展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党的发展过程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阶段。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三年，这三年的斗争，是有非常伟大的意义的。党凭借着过去两个革命阶段中的经验，凭借着党的组织力量与武装力量，凭借着党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很高的政治信仰，凭借着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更加深入的更加统一的理解，就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的大党。党的武装力量，也在同日寇的斗争中重新壮大起来与进一步坚强起来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更加扩大了。”（“共产党人”发刊词）

　　毛泽东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生动的叙述，充分地说明了革命理论的严重意义。错误的理论，可以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迅速归于失败，而正确的理论，却在最困难的关头挽救党，使革命逐步地走向高潮。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则的指导下成立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点。但是为要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仅仅依靠现成的一般原则的指示却是不够的。毛泽东同志的贡献，就在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及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原则指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既然如此，就不能不给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新的发展。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在东方各民族共产主义组织第二次全俄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向东方各民族的共产主义者发出号召说：“在这里，在你们面前摆着一个任务，这个任务从前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是没有提出过的，这个任务就是：依靠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你们在应用于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独特条件时，须要善于把这个理论和实践应用于这样的条件，即农民是主要群众，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的残余。”应当说，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国共产党人是正确地解决了列宁所提出的这个历史任务，并因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向前进了的。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时，曾不止一次地指出：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作为革命主要形式的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项基本经验。这两项经验的创造，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结合的重要例证。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历史证明，党的发展，中国革命的发展，是和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分不开的。当党在正确地解决工人阶级在人民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工农联盟问题，特别是对不同的资产阶级集团实行联合或斗争的问题时，党和革命就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在错误地对待这些问题时，党和革命就遭受挫折。

　　很明显，对于这样严重复杂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作独立的思考，而不能依靠于简单地抄袭某一外国的公式。例如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用抄袭的方法要求党把“中间营垒”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过一种“中间营垒”可以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又例如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用抄袭的方法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应当“一切经过”与蒋介石之流的统一战线，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过一个反动的中央政权之下可以有一个革命政权，这个革命政权既不与反动政权破裂，而又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拒绝了这些错误的观点，而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同盟者规定了不同的政策。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在一九二七年以后仍然是分为两个不同的集团，当权的大资产阶级或官僚资产阶级集团，和被排挤被损害的中等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集团。前一个集团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其中的一部分人在抗日战争期间虽曾站在抗日方面，但是与中国共产党并未正式缔结统一战线的组织和纲领，而且仍然极端仇视共产党和人民，所以共产党人决不能“一切经过”他们，而必须实行统一战线中的高度的独立自主。后一个集团是一个软弱的动摇的力量，与工人阶级有矛盾，但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也都有矛盾，因此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争取的，只要工人阶级有坚决的革命政策和适当的组织步骤，对他们有联合有斗争，他们就可以或多或少地依附工人阶级而尽其尚未完结的历史作用，并不成为“最危险的敌人”。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政策已经推翻了大资产阶级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成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分子；在这里，正确的显然是毛泽东同志，而不是“左”右倾机会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历史证明，党的发展，中国革命的发展，又是和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发展分不开的。斯大林同志说：“从前，在十八和十九世纪，革命总是这样开始的：通常是大部分没有武装或武装很坏的人民举行起义，与旧政权的军队发生冲突，力谋瓦解旧政权的军队，或者至少部分地把它拉到自己方面来。这是过去革命爆发的典型形式。一九○五年我们俄国的情形就是这样。在中国，事情却不同了。在中国，不是那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武装的人民，即革命军队，起来反对旧政府的军队。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就在于此。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也在于此。”（《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同志的这个观点，被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所极端丰富地发展了。事实上，从一九二七年八月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革命军队以来，中国共产党就一直没有离开过革命战争。革命战争成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革命的武装组织也成了中国革命的主要组织形式，革命战争和革命军队的进退，代表着中国革命的进退。在多年的革命战争中，党的全部主要骨干都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其革命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之高，是许多过着和平生活的共产党人所不易想象的。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曾经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作了卓越的贡献，而这些贡献，和在其他方面的贡献一样，也是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向教条主义作坚决斗争的结果。例如教条主义者曾经不顾斯大林同志的启示，在一九二七年以后四五年间坚持以准备城市起义为党的工作的重心。后来，在城市起义的思想造成了党的组织的严重破坏而为事实所粉碎以后，教条主义者又以阵地战的思想强加于一九三四年的中国工农红军，其结果是使红军被迫退出原有的根据地。与教条主义者相反，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首先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来代替在通常条件下的城市领导农村的方式。毛泽东同志创造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方式，来指导在数量上和装备上比较敌人居于绝对劣势的红军战争。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已经完全胜利，而由游击战发展起来的红军，终于在胜利中生长为胜任阵地战的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这里，正确的显然又是毛泽东同志，而不是教条主义者。

　　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同志又曾不止一次地指出了在中国革命中的国际援助首先是苏联援助的伟大意义。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在一九一九年以后，中国革命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端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分的一部分，就是中国革命所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的影响。中国革命从来不是孤立无援地进行的，而是在苏联和国际无产阶级的不断启发、鼓励和援助之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历史证明，没有苏联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始终一贯的伟大援助，特别是没有列宁斯大林及其所领导的共产国际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援助，没有苏联军在西方消灭希特勒，在东北歼灭日寇关东军的援助，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苏联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交上、经济上和其他多方面的援助，中国革命的今天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国革命的胜利，给全世界工人阶级一种确信，给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一种确信，就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世界工人阶级解放事业和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解放事业，必然要达到胜利。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一八年所写的《十月革命与民族问题》一文中曾描写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说：“十月革命的伟大世界意义，主要是在于：（一）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民族问题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被压迫民族、殖民地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真正的道路，这就大大地促进了西方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吸引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总轨道上去；（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筑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三十三年前斯大林的伟大的预言，已经变为伟大的现实。而且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世界的东方已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革命的堡垒，这个堡垒经过苏联与东南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已经连成一片。毫无疑问，这将极大地鼓舞全世界劳动人民斗争的勇气和胜利的信心。

　　帝国主义最后灭亡的日子快到了。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

注：

1、人民日报1951年6月22日5、6、7、8版

2、本书内容有：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三十年的基本总结等。